，十五岁。

&esp;&esp;那时我正为升学问题而烦恼。老妈早在我十五岁时，就跟一个男人跑了了，我念高中的学费都是杨伟民出的。我想进大学，因为我很清楚自己既没力气又没胆量，既然没有能力混下去，将来就只能靠头脑吃饭。杨伟民答应，如果我想进台湾的大学，他会为我准备学费。我的北京话在会话上已经完全没有问题，再加上如果去了台湾，我就有机会学到杨伟民他们不肯教我的台语。那阵子，杨伟民好像也认真考虑把我培养成心腹，所以希望我能在台湾住一阵子，熟悉台湾的文化与习惯，再娶个台湾老婆。

&esp;&esp;对我来说，这是个绝佳的机会。当时我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并不是日本人，而是住在日本的华侨。对在新宿闯荡的台湾人来说，能受杨伟民的保护是个无敌的精神支柱。可是我犹豫了。大概是身体里老妈的血在作祟，有一部份的我，还是把台湾当成“异国”。虽说杨伟民在台北的熟人多得不得了，但想到自己十八岁就得只身在外国生活，还是让我提不起劲。我好不容易才习惯在新宿的台湾人圈子里生活，即使知道在他们的笑脸里混杂着对外人猜忌的眼神。我已经开始喜欢沉浸在这种气氛里了。

&esp;&esp;在这段犹豫的日子里，我白天上学，晚上就在杨伟民的外甥所经营的中国餐馆端盘子兼翻译，打发下决定以前的时间。那时，命中注定要打碎我美梦的人。就是吕方。